構建現代商貿流通體系的創新路徑分析的經濟論文

經濟畢業論文 時間:2018-11-09 我要投稿

  一、治理通脹要充分發揮商貿流通業的作用

  商貿流通業對治理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高效率的流通體系可以有效化解結構性供求矛盾,穩定物價特別是居民消費價格。在當前防治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為充分發揮商貿流通業的作用,筆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問題:

  1.治理通脹,一定要慎用直接干預,充分尊重和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

  通貨膨脹不等于物價上漲,是名義貨幣過多引致的物價全面、持續上漲。通貨膨脹是總量概念,而縱橫交錯的成本—價格則是動態概念。治理通脹要尊重市場,因勢利導“牽牛鼻子”,切忌“抬牛腿”。控制總量指標是政府的強項,而理順成本—價格關系等眾多參數指標則是市場的強項,不能錯位或越俎代庖。

  行政干預歷來有無限擴張的內在邏輯沖動。在治理通脹的過程中,一定要慎用直接干預,不要過高估計政府的智慧和本事。實行行政干預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兜得住”后果,能不能負得起全部責任。因為人為限定一個價格參數,會立即引發限制相關聯的更多成本—價格參數;人為增加或減少一項財政補貼,也會改變利益格局,引發利益相關方新的補貼要求;人為增加一個限制價格或增設一項新補貼,就會在原成本—價格利益參數體系中楔入一個僵硬的楔子,可能因此割斷原已通過市場形成的各種比例關系。因此不要以為“管住了手表就可以管住時間”、“管住了氣象局就可以管住天氣”。總之,在直接干預方面的教訓不能忘,即使財力再強大,也不可做冒充“千手觀音”的蠢事。

  2.治理通脹,商貿流通服務業不是被動跟進、無所作為,而是可以針對結構性供求矛盾特別是穩定居民消費價格發揮強大功能

  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是相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導致的后果,屬于總量宏觀管理范疇。治理通脹“解鈴還需系鈴人”,即必須拿出果斷、有效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才能解決問題。但在現實生活中,商品供求的時空矛盾總是具體的,而且從來都是由商貿流通服務業的動態化、市場化的辦法最終化解。

  首先,商品的市場供求狀態(包括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在現實生活中不是抽象的,而是體現在無數個具體時間點和空間點上,這些分布在無數時空點上的矛盾,即使在通貨膨脹環境下,也可由強大的商貿流通服務系統來承擔和緩解。在同等條件下,高效能的流通體系會大大緩解通貨膨脹下的這些矛盾,而低效能的流通體系則會加劇通貨膨脹下的這些矛盾,甚至可能造成斷檔脫銷和庫存積壓并存的混亂局面。因此,充分發揮商貿流通服務業的影響力,注重提高流通效能,在通貨膨脹環境下顯得尤為重要。而確保區際間商品和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動,切實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暢銷體系,則是扼制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制度建設,也是構建長效機制的治本之策。

  其次,在治理通貨膨脹特別是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時,直接增加貨幣名義收入以促進消費的“增收型政策”,其約束條件增多,難度加大,因而更需要考慮出臺促進消費的“非增收型政策”。而商貿流通業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實現即期消費、創造未來消費、開發潛在消費,充分滿足居民消費意愿,因而與居民消費關系最直接、最密切,國家各項大政方針能否有效落實,最終要看商貿服務業這“最后一公里”的真功夫。同時,從經濟周而復始的運行來看,商貿業促消費又是下一個經濟循環的先導,信息反饋等介入對再生產至關重要。因而建立競爭性、高效能、低成本的流通體系,是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需求結構轉型、擴大居民消費、滿足消費意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選擇之一。

  3.治理通貨膨脹,應發揮電子商務、網上購物的作用,以低成本為民生提供便利、節約時間,化解供求時空矛盾

  從商貿服務業與物價變動的關系來看,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有這樣幾點:一是網上購物的低成本、高時效,不僅能有效溝通供求、化解時空矛盾,而且也能化解通貨膨脹;二是網絡商家在低價銷售時仍可獲得更高利潤空間,這為企業展示了一個新的潛力巨大的市場空間;三是通過網購CPI的變化,可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化;四是正是由于商貿流通服務業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化解名義上的通貨膨脹,因而僅用一個籠統的CPI解釋中國經濟是不夠的。當然,不能忽視的是,現在迫切需要進一步規范網上交易行為,并對網上結算、服務誠信和物流配送進行有效監管。

  4.治理通貨膨脹,應積極引導商貿流通業發揮增強經營決策預見性的作用,尤其是要增強對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波動的預見性

  為此筆者認為,要深入細致和具體地分析大宗商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波動,做到“兩個分清”。一是要分清相互關聯的兩種短期波動。一種是實體經濟中真實的供求關系發生變化所導致的價格周期性、規律性的正常波動;另一種是在此基礎上由過度投機、體制弊端、預期偏差等因素所導致的被放大的異常波動。若不想給過度投機的熱錢以獲取暴利的機會,就要構建牢靠、靈敏、高效、安全、低成本的產供銷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異常復雜微妙,后者虛無縹緲,變化多端,極難掌控。但如果期貨與現貨市場搞好了,就可以防范異常波動、化解正常波動,否則,則會放大正常波動、激化異常波動。二是要分清短期波動和長期走勢。短期波動是以某種基準線為軸心上下起伏,長期趨勢則是指價格有升有降但連接起來是徐徐上升或徐徐下降的呈單一方向、臺階式、跨越式、不可逆的變化過程,它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形成,并且使得橫截面上的所有相關成本、價格參數的比價和差價關系在動態中相互影響、在碰撞中逐漸相對穩定。回顧糧食、原油、棉花、鋼材、木材等大宗產品的價格變化,情形大都如此。一旦跨上新臺階,就很少再返回原有水平,這是成本推動、需求拉動等復雜因素共同交織、輪番推動的結果。

  5.治理通貨膨脹,應根除輕商蔑商的落后意識,創造有利于發揮商貿流通業作用的公平競爭環境

  面對通脹,人們往往輕易放過了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責任,而認為是批發商和零售商層層加價銷售牟取了暴利,侵害了用戶和消費者利益。這個巨大誤解如不澄清,商人將永無寧日。事實上,商人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因為經濟學和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專門由商貿流通領域引起的商品加價,是符合市場規律的經濟性加價。這種合理加價表象的本質是交易商為社會提供了“外溢效應”,即提供了競爭性、低成本、高效率資源配置的免費

  搭車式的服務,為企業提供了省時省錢的信息和訂單,降低了交易成本,更為城鄉消費者提供了省時省錢、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因而商貿企業得到的凈收入(利潤),是社會對他所提供服務的“獎勵”。而在市場競爭比較充分的社會里,某商品交易市場能否存在和成長、其交易量的大小和商品購銷差價的高低等,本質上是由生產成本、流通成本、市場競爭和供求狀況共同決定的,是由“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回報”的平均利潤率規律支配的。“任何社會,從來都不可能由著任何人隨意加價和惡意加價來維持。”這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關于商業資本與剩余價值分配問題中反復論述的最核心的論點。

  因此,在反通脹期間,尤其要強調尊重自然規律和市場規律,社會各界和政府部門最該做的,是創造有利于發揮商貿流通業作用的公平競爭的環境條件,尊重商人的合法權益,依法規范個別商人的不當行為,減輕商貿業不合理的稅費負擔,扶持商人,增強其經商的實力和消化通脹的能力,剔除體制性的各項成本(如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路橋費、租金等等),切實將流通環節的多與少、成本的高與低、各方經濟利益的變動等,最大限度地交由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來裁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國內市場的分割封閉與壟斷無序依然十分嚴重,阻礙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且至今仍然缺少有效的解決辦法。而統一市場制度缺失是多年以來的最大失誤,也是通貨膨脹及其預期經常被無端放大的體制與機制性原因。

  6.治理通貨膨脹,應將降低流通領域的體制性成本作為“十二五”期間的主攻方向,將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作為專項內容列入規劃

  降低流通過程中的體制性成本,是迄今最薄弱、最困難、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從管理機構縱向化、立體化與物流橫向化、扁平化的矛盾角度講,從計劃經濟體制演化而來的現行管理體制,其職能權限交叉、重復、遺漏已成痼疾,這是一種與統一市場和商貿物流業天性處處“作對”的體制。從經濟學視角觀察,由此引起的流通成本屬于“體制性成本”。這一成本有別于一般的流通管理成本,它帶有特定體制下純粹人為的性質和既得利益背景,是原本可以避免和剔除的行政性額外負擔,因而也是“最冤枉的成本”。但只要相關體制和政策得到改變,與之對應的體制性成本就會即刻消失。如諸多不合理審批制度、政策規定、龐雜收費、稅制缺陷、行政壟斷、地區封鎖、標準混亂及其他人為障礙造成的物流開支等都是如此。體制性、制度性成本是最大禍害,筆者認為,“十二五”規劃應該將降低流通領域的體制性成本作為主攻方向,可以考慮將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含物流成本)作為專項內容列入規劃,包括流通成本現狀、“十二五”期間的目標、措施等等。鑒于這個問題的高度復雜性和敏感性,建議由商務部或商務部授權在原有的信息分析、統計核算機構的基礎上,吸收科研院所和企業參與并組建“中國(商品)流通成本研究會”之類的權威的專門研究機構。

  此外,要以信息化為主導,廣泛建立商貿信息共享平臺,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和遠程交易,最大限度依靠信息技術和體制創新解決各種供求信息不對稱以及由此帶來的交易成本過高問題,推進商業流通體系暢通取得突破性進展。

  7.治理通貨膨脹,必須重視降低農產品的體制性成本和連帶性成本,并以此作為降低農產品價格的關鍵之舉

  除了上述一般性對策以外,降低體制性成本和連帶性成本是關鍵。除了降低農產品的體制性成本,還要重視降低較為隱蔽的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體制性成本。另外要留意這樣一種情況:在既定的經濟環境和經濟體制下,產品流通成本也是既定的,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有點類似于“物質不滅、能量轉換”的道理。如經過行政干預等措施,農產品價格似乎是立竿見影地下降了,但這種下降是用行政成本臨時置換下來的,因為層層開會、下文件干預的行政成本大幅度上漲了,全社會由農產品流通發生的總成本并沒有減少甚至還增加了。而且這種行政成本的上漲并沒有解決長期存在的亂收費、高成本的體制機制問題,風頭一過就會卷土重來,結果社會付出的總代價上升,且遠超那些轟轟烈烈的表面政績。因此,治理農產品價格上漲的相關治理措施不應只是當作對付通貨膨脹而臨時彈壓一下的權宜之計,而必須重視降低農產品的體制性成本和連帶性成本。

  8.治理通貨膨脹,要高度重視商貿流通業在日常生活中的應急動員能力和應急儲備能力,構建低成本、高效能的綜合儲備體系

  儲備的最高境界是動態的能力儲備而不是靜態的實物儲備,即應急物資儲備、戰略儲備和日常儲備庫的有效性不在于實物儲備數量的多少,而在于在規定時間內募集到所需物資并送達到指定位置的能力。這種能力越強,實物儲備就可以越少。“能力儲備”可以寓于相關企業平時的生產過程中。可以認為,從實物儲備為主轉變為能力儲備為主,在信息技術時代已經不是問題,關鍵在思路、在體制。新體制的要害在于動態化、扁平化,最關鍵的是要逐步改變目前的靜態化、條塊分割、縱向層級過多、橫向協調過少、反應遲緩、效能較低的狀況。為此,要整合各種類型的儲備庫,實現信息共享,建立一種層級簡潔、反應快捷、動態化的儲備機制,由“靜態儲備”為主向“動態儲備”為主轉變,由“實物儲備”為主向“能力儲備”為主轉變。中國迫切需要率先探索一條減少實物儲備和靜態儲備,以最小實物儲備量和最大能力儲備量,來最有效地應對最復雜事態的新路子,為世界各國提供低成本、高效能綜合儲備體系的新經驗。

  二、推進我國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的著力點

  筆者認為,“十二五”期間,推進我國現代流通體系的建設,重點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1.應以構建現代化、競爭性、高效能、低成本的商品暢銷體系為軸心

  當前,由于流通渠道淤塞不暢,消費者意愿的實現還面臨諸多深層障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流通“成本高、效能低、東西貴”,最終使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切身利益乃至國民經濟都受到巨大傷害。可以說,體制與機制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消費增長和擴大內需政策的有效落實。二是農產品銷售難、增收難和農民消費購買難仍然是最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農民不僅增收水平低,增收代價高,即使已經到手的貨幣收入,也很難如城市居民一樣能方便、快捷和安全可靠地買到物美價廉的消費品,進而分享到現代物質文明。即由于流通渠道不暢,農民遭受的是“里”和“外”雙重損失。因此,構建暢銷的流通渠道體系可以收到“一箭雙雕”的效果:解決農產品“賣難”是“保增收”,解決農民“買難”是“促消費”。因此,這項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大小,事關下一階段需求結構調整的成敗。

  因此筆者認為,應構建現代化、競爭性、高效能、低成本的商品暢銷體系,作為“十二五”流通規劃的軸心。在此期間,要加強對內開放、深化改革,徹底改變“流通渠道行政化”的傳統隸屬格局,打破條條塊塊的部門分隔、地區封鎖,推動商貿、物流資源和企業的橫向性、市場化流動,實現跨部門、跨地區、跨所有制的高效重組。一方面,從大宗產品類別看,要根據工業生產資料、工業消費品和農產品的生產、消費和流通的特點,切實建立以大型骨干領軍企業為主導,以中小企業加盟、聯盟為紐帶,以標準化、規模化、連鎖化、品牌化為基礎的工業品批發流通體系、消費品零售服務體系和農產品暢銷體系。另一方面,從空間布局看,要構建城鄉一體化、內外貿一體化、批發零售物流配送一體化的商貿物流渠道網絡。為此,要借助萬村千鄉工程和抓住家電下鄉等契機,重點組織實施針對廣大農村網點缺失的“覆蓋戰略”;要針對二、三線城市商業資源小、散、差的局面,重點組織實施提高市場集中度的“補強戰略”;要針對國內外影響力巨大的特大城市,重點組織實施能夠引領商貿物流業未來與發展方向的“創新戰略”。另外,要根據重點商品的品種、流量、流向和流速,制訂專門的暢銷舉措。

  2.商貿流通業促消費要尋求新的突破

  促消費要有新思路,要從應對危機期間的眾多臨時性、短期性政策向常態化、長效化政策轉變,要從單一的財政補貼型政策向制度環境優化型政策轉變。已經出臺的財政補貼政策應盡可能保留,但鑒于財政資源的有限性,“十二五”期間的工作思路要從“優惠政策促進型”向“制度環境改進型”轉變,接續的政策應更多地著眼于解決體制機制深層次問題。

  鑒于自有資金長期不足、經商能力弱化的狀況,“十二五”期間應制定專項辦法,向大型批發、零售企業注資,增加利率優惠的商業性貸款,促進商貿企業強基固本、做好主業,適當提高企業的自營比重。電子商務、在線購物及其與實體商店的關系等,最需要決策層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高度重視。

  3.商貿流通領域應加強誠信建設

  目前,誠信危機已經到了傷筋動骨的程度,國民經濟或直接或間接、或有形或無形的防范成本劇增。為此,需要進一步完善講誠信、守契約、反欺詐、重規范的市場秩序,依法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和制裁商業欺詐,提倡、鼓勵“誠信促銷”,切實保障消費者的“購物安全”和企業的交易安全。“十二五”規劃期間,要努力營造誠信至上、服務至上的商業環境,切實轉變服務觀念,樹立服務意識,強化服務培訓,規范服務行為,提高服務技能,講求服務實效。

  4.應推進服務業深度參與市場化的存量結構調整,并使調整的方式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

  通常,人們針對流通領域的改革談論得較多的是如何“搞活流通、促進消費”,但事實上,“調結構”比“促消費”更為重要。商貿系統必須轉變觀念,增強大局意識,深度參與結構調整這個更大的主題。建議“十二五”規劃要科學闡述商貿與物流服務業的全局性和全方位的影響力,包括直觀的影響力和不易識別的間接影響力(如外溢效應,其影響力遠大于前者),才能為獲取相關配套政策支持提出有新意、有說服力的可靠證據和緣由。

  中央提出,在“十二五”期間,作為主線的“轉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作為主攻方向的“調結構”要“取得重大進展”。而“轉方式”和“調結構”緊密相關、一脈相承,都是由來已久、長期累積的“老大難”、“硬骨頭”,對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要求極高。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是率先轉變調整結構的方式,這一點卻常被我們忽視,由于“調結構”的方式轉變遲緩,致使“轉方式”的收效不大。在我國,歷來是“保增長易”、“調結構難”。而解決我國產業結構失調的關鍵,恰恰不在于增量調整而在于存量優化。從存量上看,主要著力點不在第一、第三產業,而在制造業。換句話說,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結構調整的方式,即調整制造業產業結構要從行政化之路到市場化之路轉變,改變長期以來越過市場、排斥市場,依靠行政命令、憑借政府機關“開會、下文件、發通知”來調結構的陳舊辦法。這就要求充分發揮金融、商貿等服務業在傳導市場信號、提高市場運行效率、深度參與結構調整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二五”期間,最應優先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和轉變結構調整的方式。倘若“調結構”的方式、特別是實體經濟中制造業“調結構”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的諸多目標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總之,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結構調整的方式,結構調整應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加快培育現代市場體系,強化商貿流通業在市場體系中的疏導、中介功能,創建有利于發揮流通業影響力的體制和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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