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城投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論文

經濟畢業論文 時間:2019-01-07 我要投稿

  1、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2001~2012年中國大陸30個省級行政單位的面板數據(不包含西藏自治區),其中,2001~2011年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國土資源年鑒》,2012年的數據來源于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2、計量結果分析。

  本文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全國以及東、中、西部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Hausman檢驗的結果顯示,模型1~8均適合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其中,模型1、3、5、7是引入全部控制變量的面板模型;模型2、4、6、8是剔除不顯著控制變量后的優化模型。具體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第一,從模型1到模型2的優化過程中,隨著控制變量FSR的剔除,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提高。主要解釋變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數均為正,其中,LFRS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可以通過檢驗,其余二者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可以通過檢驗;控制變量中,FAIG、LIND、LOPEN的系數均為正,LURB的系數為負,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

  第二,從模型3到模型4的優化過程中,隨著控制變量LURB的剔除,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提高。主要解釋變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可以通過檢驗;控制變量FSR、FAIG、LIND和LOPEN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

  第三,從模型5到模型6的優化過程中,隨著控制變量LOPEN的剔除,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提高。主要解釋變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數均為正,三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控制變量FSR、FAIG、LIND的系數均為正,LURB的系數為負,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第四,從模型7到模型8的優化過程中,隨著控制變量LIND和LURB的剔除,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提高。主要解釋變量LFRS、LFRT、LFRM的系數均為正,前二者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控制變量FRS、FAIG、LOPEN的系數均為正,其中,FRS的系數可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后二者的系數能夠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如下結論:

  (1)控制變量方面。

  從全國層面來看,首先,控制變量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FAIG)、工業化水平(LIND)和對外開放水平(LOPEN)對地方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在其共同作用下,不同形式的土地財政收入也與地方經濟增長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我國現行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標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對方開放水平的提高不僅對地方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同時也是導致土地財政和城投債的相繼擴張,并影響其作用發揮的關鍵因素。其次,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LURB)對地區經濟增長存在微弱的負面影響,究其緣由,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投資拉動型”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在土地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獲得公共投資,要比直接開發土地對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果更為奏效。

  從地區層面來看,第一,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城鎮化進程起步早、發展快,可開拓的空間相對有限,所以城鎮化水平(LURB)對地方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的影響;第二,由于中部地區多處我國內陸,對外貿易的發展相對滯后,因此,對外開放水平(LOPEN)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第三,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產業結構失衡,基礎設施建設不盡完善,所以其工業化水平(LIND)和城鎮化水平(LURB)兩項指標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均不顯著,但是由于一些邊境省區可以通過“邊境口岸”大力發展邊境貿易,因此,對外開放水平(LOPEN)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仍舊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2)主要解釋變量方面。

  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如果將置信水平控制在90%,不同形式的土地財政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首先,從全國層面看:土地直接稅收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最為強烈,其后依次是土地出讓金收入和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債)。其次,從地區層面來看:中部地區與全國的整體情況基本類似,但各項土地財政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全國水平。

  東部地區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高速發展,可直接用于出讓創收的土地資源較為有限,因此,土地出讓金收入和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債)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要略低于全國水平,土地直接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強烈。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房地產經濟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因此,土地直接稅收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明顯高于全國水平和東、中部地區;同時,由于西部地區的資本市場尚不完善,資本流通渠道不暢,致使其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債)雖已形成一定規模,但對地方經濟增長正向激勵的顯著性偏弱;此外,西部地區地域遼闊,可用于開發的土地資源儲備豐富,因此土地出讓金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也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3、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定量與實證分析,我們在肯定土地財政和城投債對地方經濟增長存在正向激勵的同時,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其規模的不斷擴張對地方經濟、社會穩定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和沖擊。在為了更好地實現土地財政和城投債的有效監管,并充分發揮二者對地方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調整:

  (1)完善地方稅系建設,增加財政自主創收。無論是在全國整體范圍,還是東、中、西部各地區,土地直接稅收收入對地方經濟增長的正向激勵最為顯著。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對土地直接稅收的征管工作,充分體現其在地方稅系中的主體地位;并考慮適時開征“物業稅”,通過稅收手段加強財政對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創收。

  (2)賦予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自主發債權。為了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管控工作,有效化解“城投債”不斷擴增所可能誘發的債務風險,建議賦予條件成熟的地方政府適度范圍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自主發債權。首先,要修改《預算法》和《擔保法》中的相應條款,以法律的形式規范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權限、規模、方式、用途和管理要求;其次,建立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債務管控體系,構建以中央政府為主體、自上而下的逐級監控與預警機制,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發行、使用和償還實行全過程、全方位的管理和監督。

  (3)堵住土地財政漏洞,培育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財源。在土地財政的管控方面,必須以法律形式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予以明確保障,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權力,科學計算征地補償標準,將土地使用權補償收益與土地開發所產生的級差收益直接掛鉤,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根本利益。在新財源的培育方面,一方面要根據各地的資源稟賦,通過對傳統產業的省級改造,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要積極推動能耗低、吸納勞動力強的服務性產業的轉型升級,強化科技研發與自主品牌的延伸力度,充分挖掘地方產業的稅收潛力。

  (4)完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機制,遏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為了有效遏制地方官員在其任期內“透支建設”的投資沖動,中央政府應及時調整我國現行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徹底扭轉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單維度政績考核指標,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導向,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由“全能型”向“服務型”、由“無限型”向“有限型”的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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