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三次分配制度化經濟法進路分析論文

經濟畢業論文 時間:2019-01-11 我要投稿

  摘要:以慈善捐贈為主要方式的“第三次分配”在調節分配收入、促進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我國的慈善捐贈事業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與慈善捐贈事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以慈善捐贈事業為主的“第三次分配”在財富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還遠沒有發揮出來。我國以慈善捐贈為主要方式的第三次分配存在的很多的問題影響了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功能的發揮。筆者在對第三次分配進行簡要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我國第三次分配存在的主要缺陷,并在對第三次分配存在的缺陷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第三次分配制度化的經濟法進路。

  關鍵詞:三次分配;慈善捐贈;稅收優惠;經濟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財富的增加,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也加快了步伐。而以慈善捐贈事業為主的“第三次分配”也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第三次分配”現在已經成為了我國分配機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它能夠發揮政府以及市場難以替代的調節社會分配差距、促進財富公平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第三次分配的這種作用在我國并未充分體現出來。因此筆者在對我國三次分配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經濟法為視角,試圖對解決三次分配問題的制度化路徑展開初步的探究。

  一、第三次分配概述

  關于“第三次分配”這樣一個概念,最早是由厲以寧教授提出來的,他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厲以寧教授關于第三次分配的定義被稱之為“捐贈說”。從今日的情形看來,“捐贈說”也比較符合現實的慈善捐贈的形式。對于“第三次分配”,可作如下之界定:“第三次分配”是某些個人、企業或者其他組織基于道德的考量,在自愿的前提下,將屬于其的可以自由支配之財富捐贈出去,通過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者行動等多種形式的制度和機制對社會財富的重新配置發揮作用的一種分配的機制或者說分配方式。

  二、我國三次分配存在的問題(缺陷)

  首先,我國第三次分配存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對第三次分配進行規范的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化框架未能形成。尤其是相關激勵機制的不健全更是影響了慈善捐贈的積極性。我國現有的規范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規范主要一是稅法,其中主要是關于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的法律規定;二是《公益事業捐贈法》以及《基金會管理條例》等相關的規范,對慈善捐贈事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規范,對我國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也起到了相當程度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我國對于以慈善捐贈事業為主的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規范仍不健全,相關制度并未形成或起到作用,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我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法》中對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制度及激勵制度不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了公益性捐贈的稅前扣除,所謂公益性捐贈是指企業或者個人通過公益性的社會團體或者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的捐贈。但是我國對于公益性捐贈的稅前扣除的比例較低,只是捐贈額未超過應納稅所得額的30%,而發達國家如美國則規定捐贈額最高可以達到應納稅所得額的50%都可以實行稅前扣除。因此,較低比例的稅前扣除額對于企業或者個人來說并不利于激勵其慈善捐贈。二是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對慈善捐贈的規定并不完善,其未能起到應有的規范與激勵慈善捐贈的作用。尤其是對于慈善捐贈的優惠措施的規定較為籠統,與稅法的相關規定是多有重合,因此制度激勵的功能難以充分發揮。對于慈善捐贈的監督機制也存在缺失。另外就是對于基金會之類的社會公益性團體的設立及管理限制較為嚴格,民間慈善組織得不得很好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進而導致第三次分配的功能無法得到很好的發揮。其次,我國第三次分配未能很好的發揮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未能在第三次分配中準確定位并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就是我國的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存在著“職能偏差”。ii所謂的職能偏差,根據筆者的理解,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的職能缺位。這主要表現在政府對慈善事業的監管不到位,導致慈善事業無序,慈善的信用度不高。“郭美美事件”就是明顯的一例。這直接導致慈善機構的信用度下降,慈善捐贈事業受到明顯打擊。二是政府的職能越位。主要是政府對慈善捐贈事業的直接干預過多,對民間慈善機構的準入門檻設立得過高,民間慈善事業并不發達。這也為第三次分配的順利進行設置了障礙。最后,第三次分配以慈善捐贈為主要的形式,但是在我國的具體的慈善捐贈的發展上也存在很多的問題。由于設立條件的嚴格限制,我國慈善機構的數量和規模都相對較低,不利于民間慈善捐贈的發展;由于我國慈善文化的建設力度不夠,企業和個人的這方面的意識較低,因此參與慈善的企業和個人的數量較少,尤其是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其對慈善捐贈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就根本不能與其產生的效益相匹配;還有就是我國的慈善捐贈缺乏主動性,而且大多都是一次性捐贈,缺乏慈善捐贈的長效機制,這對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建設并不有利。

  三、我國三次分配制度化的經濟法進路分析

  第一,完善規范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規范體系,建立三次分配的制度化框架。這主要是通過一下三個方面來進行:一是充分發揮稅法對慈善捐贈的優惠政策,發揮其制度性激勵功能。我國現行所得稅法對公益性捐贈規定了優惠措施,但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稅法的優惠措施力度較小,其制度性激勵功能并未完全發揮出來。因此,對于我國公益性捐贈的稅前扣除額比例較低的情形,筆者認為在將來的立法修改的過程中,應該將公益性捐贈的稅前扣除額的比例予以適當提高,至于提高多少以及提高的標準要結合我國的現狀加以考慮并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同時對于企業和個人的捐贈善款的退稅程序也應當予以簡化,提高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對于對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捐贈,現行立法規定不能進行稅前扣除,這對提高慈善捐贈的積極性并不有利,因此應當考慮對這種直接捐贈予以適當的稅前扣除,這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直接救助以及在我國民間慈善組織不甚發達的情況下拓寬公益捐贈的渠道是十分有利的。二是對《公益事業捐贈法》等規范第三次分配的法律規范進行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其中關于優惠措施的規定應當加以細化。對于慈善捐贈的監督也應當加以完善。另外,由于該法對慈善捐贈行為調整的范圍過窄,因此應當考慮再另外制定一部《慈善事業促進法》,統一規范慈善事業的性質、地位和原則等,并從立法上規定國家對慈善事業的支持政策,促進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同時對于民間性的慈善捐贈機構諸如基金會之類降低準入門檻,鼓勵這類民間慈善機構的設立,充分發展民間慈善事業,同時完善對民間慈善機構的監督機制,并從法律上加以保障和實施。第二,充分發揮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并加強相關的立法(包括行政法規),保障政府對第三次分配的監督。針對政府未能準確定位并發揮出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即政府的“缺位”和“越位”問題,有必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應當發揮的作用。對于政府的“缺位”問題,政府應當加強對慈善捐贈事業的監督,加大收入調節的分配力度,營造社會慈善的氛圍,改善慈善事業的道德壞境,重建慈善事業的社會公信力。對于政府的“越位”問題,政府應當從慈善事業的主體地位退出,減少對慈善事業的具體干預,鼓勵民間慈善機構的發展,同時對民間慈善機構的準入門檻加以適當降低,但加強對其的監督,確保慈善事業的有序運行。第三,對于第三次分配中的主要方式即慈善捐贈事業的建設加以完善并確立長效化機制。為了加快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充分實現第三次分配對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作用,必須通過修改立法放寬對慈善機構準入的限制,增加民間慈善機構的數量,擴大其規模;對于慈善文化的建設也必須加以重視,應當采取制度化的機制使慈善文化能夠長久的影響慈善捐贈事業;同時擴大企業和個人的參與,提高慈善捐贈的積極性,尤其是在我國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必須要使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立法以及道德的作用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使慈善捐贈不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企業來說都能夠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第四,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我國由于長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忽視了誠信制度的建設,這同樣也反映在慈善事業領域。社會公信力的缺乏帶來中國慈善事業的相對落后,而且慈善捐贈的信息披露、公示等制度尚未建立起來,對我國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這很不利于提高捐贈人投身慈善捐贈事業的積極性。因此,對于現行的慈善捐贈事業,必須通過立法的方式建立慈善捐贈的信息披露機制,對于慈善捐贈的用途、時間以及對象等建立信用檔案,便于捐贈人查詢,并適時地向社會公布。對于這種信息披露機制還必須有相應的監督機制確保其有效的實行。第五,完善我國的產權制度,明晰私人產權,引導私人資本向慈善事業的流動。在我國產權不明晰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影響了我國很多市場領域的發展。產權界定的不明晰導致企業和個人不敢對市場進行投資,也限制了其投身慈善捐贈事業。因此,政府應當盡早明晰產權制度,以使私人資本能卓有成效地進一步成長、壯大、釋放、流動、讓渡,iii從而通過慈善捐贈等方式促進第三次分配的發展,進而促進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綜上所述,“第三次分配”在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促進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方面都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要發展并完善我國的“第三次分配”制度必須要通過多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建設才能完成,尤其是經濟法在促進第三次分配制度化的過程中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對于第三次分配制度化的經濟法進路,本文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要想完善第三次分配并充分發揮其制度功能,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法律制度上的建設。但“第三次分配”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除了加強法律上的調整以外,慈善文化的建設,社會誠信機制的建立以及完善,也將對我國“第三次分配”的發展與完善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魏俊:“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及其法律調整”,載《河北法學》2008年第7期。

  [2]王成軍:“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贈的經驗性探討”,載《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3]李昌麒,應飛虎:“論需要干預的分配關系———基于公平最佳保障的考慮”,載《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4]孟慶瑜,范海玉:“論分配關系中的法律”,載《河北法學》2005年第12期。

  [5]岳彩申,袁林:“經濟法利益分配功能之解釋”,載《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3期。

相關推薦
香港六合彩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