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中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論文

文化畢業論文 時間:2019-01-08 我要投稿

  論文摘要:本文以批評界對近年來在大眾市場上十分暢銷的池莉小說的批判性研究出發,提出了“大眾文化意識形態”與“大眾主義”兩個核心概念。強調了批評界面對不同的研究對象及時調整批評標準、轉換研究思路、拓寬研究視野的必要,并為探索文學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價值/功能互滲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可能性。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大眾主義;池莉小說

  長期以來,文學文本的大眾接受問題并沒有納人到當代批評的關注重心。但是在一個文學日漸邊緣化的年代,大眾的充分認同對一個文學文本產生強大而持久的社會影響力無疑又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因素決定了一個文本的大眾可接受性?專業批評對這樣一個文本的評價與普泛化的大眾接受是否有什么不同?這種不同是如何形成的?顯然這一系列在市場經濟年代愈益突顯到批評前沿的問題似乎并沒有引起當代學人的必要重視。本文欲從批評界對近年來在大眾市場上十分暢銷的池莉小說的批判性研究出發,談一下批評在面對一個具體的“親大眾”文本時所流露出來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問題。

  一、被指認為“媚俗”的池莉

  上世紀80年代末冒出的“新寫實”小說作家池莉,在今天最令人驚異之處,大概就是在文學邊緣化的年代于大眾文化市場上所創造的一系列“非邊緣”的文學實績了:七卷本的《池莉文集》已發行逾10萬套,重印達12次,并新近出了修訂本;獲各類獎項無數,在作家“觸電”熱潮中,其是在電視劇改編中,無論是數量還是社會反響,都已成為當代作家首屈一指的人物……對于池莉這種與暢銷書、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的異乎尋常親和有人稱之為“池莉現象”。是的,如果要進行文學與大眾文化的契合點研究的話,池莉應該算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個案。

  對于池莉的這種“親大眾”姿態,專業批評界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齡可訓談到池莉研究時曾這樣說道:“一方面她自1990年代以來的作品幾乎每一部都深得讀者喜愛和報刊出版部門的青睞,尤其是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后獲得了很高的票房和收視率,所以池莉有時候難免要被人目為流行作家甚至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另一些讀者尤其是一些職業的學院派批評家,又從池莉的作品中讀出了一種新的帶有某種平民色彩的人生哲學,有的甚至將之納人西方現代哲學(如存在主義)的思想范疇中,在這種意義上池莉似乎又是一個帶有一點先鋒意味的作家。”應該說,他的這種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從池莉作品中讀出了平民人生哲學的研究一般是對應于其90年前后“煩惱人生”階段創作的,它要么生成于池莉初開“新寫實”先河的當時,要么是后來的研究者對那個時期池莉作品的“重讀”,而將池莉“目為流行作家甚至通俗作家”的評判則主要針對池莉《來來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等更多與大眾文化結緣的作品階段。可以說90年代中后期以來批評界對池莉的興趣迅速減弱了下來,權威批評家的正面評論不多,否定性意見卻多了起來。如一位頗為活躍的批評者這樣說道:“只要是她(池莉)寫的東西,一旦發表,要么被轉載,要么得‘大獎’,要么被改編成電視劇,要么給評論家提供命名的依據或玩話語戲法的道具,絕不會悄沒聲息,無人喝彩。”內中的語氣已流露出了對池莉的大不以為然。新世紀初由劉川鄂專著《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論》引發,湖北文壇掀起了“直諫池莉”之后,新銳批評家對池莉發出了一股不小的“集體討伐”之聲,有的措辭還十分尖銳。或許與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所提出的“媚俗”理論對中國批評界的異乎尋常影響相關,在當前這股“‘池莉熱’反思”潮流中,對池莉的一個最大垢病就是她的小說已偏離了文學固有的精神要義,而墮落為以“小市民”趣味迎合大眾、取悅于大眾傳媒的“媚俗”藝術:

  池莉的“媚俗”……當然只能意味著是對大眾讀者的有意討好與曲意逢迎。

  有人肯定池莉,有一個標準就是所謂的可讀性、收視率。……在小商販的書攤上,有大量的言情、武打小說作品,十分暢梢,但“圈子里”的人普遍對之不感興趣。池莉作品混在攤子里的言情讀物里,是榮幸還是悲哀?

  在池莉的平庸無奇與讀者的無條件擁戴和崇拜之間,存在著難以理解的關系。這肯定會為找不到自己見解的批評家感到頭疼,因為它們既無法忽略狂熱的、不可琢磨的大眾因素,又找不出池莉作品的文學魔力。應該說,批評家從不同角度展開的池莉批評可能都有自己的理由,不過在他們將池莉指認為“媚俗”的具體過程中所透露出來的某些文化癥候卻可堪玩味:1背離文學精神而混跡于“攤子上”的小說就是“媚”大眾之“俗”。2。"圈子外”的大眾讀者與“圈子里”的批評家在審美趣味上有很大差異。3、批評家對于那些淪為“流行讀物”的池莉作品除了進行言之鑿鑿的批判外,因為無法解釋大眾讀者的狂熱而感到了一種話語缺失的茫然與焦灼。在面對一部作品的具體評價問題上,有學者曾提出了一種“批評‘個人化”’的主張,即對一部作品的認識只能基于批評者“個人”的閱讀感知,而不能“打著集體和團隊的名號來壯大聲勢”,不管有多少他人贊揚或反對某作家,也應堅持自己“個人化”的意見。顯然“批評‘個人化”’的目的是為了保持批評者的個體獨立性,一個作家有人喜歡有人反對這本不足為奇。不過在池莉問題上,如果說“在文學‘圈子里’反應平平、‘圈子外’呼聲特別高”這句出自一位池莉反對者的話,的確是說中了她尷尬處境的要害的話,那么為什么本來純屬閱讀趣味上的“個人化”好惡,會因“圈”里“圈”外的不同,在擁有話語權的學術界與只能以購買/閱讀來表達自己喜好的大眾讀者之間,會有著如此大的分別呢?在懷疑大眾和批評家如此鮮明一致的選擇都有可能受同類的影響,而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批評“個人化”原則的同時,我更關心這兩套話語機制是如何形成的,專業批評同大眾審美的這種疏離究竟是如何被意識形態化的。

   二、大眾文化意識形態

  或許與批評家急于指陳消費時代的文學病象相關,近年來被批評界大規模指認為“媚俗”的絕非池莉一人,或者說池莉只是近年來“小說媚俗”的一個個案,另一個同樣成為批評界眾矢之的的余秋雨標識了一種“散文媚俗”,90年前后的“汪國真熱”代表的是一種“詩歌媚俗”,而最近通過央視“百家講壇”走進大眾文化市場的于丹、易中天等人,在葛紅兵等新銳批評家那里則被指認為是一種“學術媚俗”。可以說近年來但凡在大眾文化市場上反響異常強烈的東西,在專業批評領域往往就會出現同樣強烈的負面評價,而與大眾文化一丘之貉的“媚俗”則成了貼在它們身上的一種百試不爽的標簽。或者說在我們的當代批評中,于大眾中流行的東西(“暢銷”)與商業化、低俗化、非文學性/學術性(“媚俗”)之間,事實上似乎已然形成了某種“天然”的聯系。我在這里重點要論述的不是池莉等人究竟是“俗”還是“媚俗”的具體文本分析,甚至還不是上述理論本身的正確性或充分性與否,而是它的某些要素是如何成為當代批評的一種評價方式的。

  伊格爾頓曾經說過,如果一種理論(盡管本身可能有爭議)實現了人們頭腦中的情感功能,那么也就實現了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因為“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的認知結構是從屬于它的情感結構的—它所包含的認識或誤識總的來說都是根據它所體現的情感的‘意象性’來闡發的”。是的,關于同暢銷書、影視文化等聯系過于緊密的文藝樣式約等于“快餐化、扁平化、時尚化”的一整套話語體系,其本身是否具有十足的正確性或充分性在人們思維中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從情感上引發了接受這種理論者對此類文藝樣式的整體否定情緒,即“親‘大眾文化”,文本被一言以蔽之為“壞的東西”。對于大眾流行物的負面情感或否定性聯想在當今的專業批評領域影響是如此之深,甚至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支配性頗為隱秘和深遠的意識形態力量,即“大眾文化意識形態”。依循它的暗示或引導,大眾文化或各種“類‘大眾文化”’文本往往會被貼上一個商業化低俗化的標簽,而從象征高尚文化訴求的“純文學”領域里被驅逐出去。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意識形態不僅組織人們關于現實的觀念和現象,而且使人們形成關于自己的形象并因此在這個世界占領一個位置,所以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力量就不僅限于對具體的“親大眾”文本的價值評判,它還具有幫助(引誘?)某個個體進行自我定位的功能:我究竟是“一個文化專家”還是“一個受商業文化的廉價嚎頭引誘的一般大眾”,就取決于我對這些大眾流行物是相親和還是相背離。顯然,這一點有助于我們理解職業批評者將上述大眾化文本指認為“媚俗”的近乎一致的“集體性”姿態:因為我是文學/學術“圈子里”的人,作為“一個文化專家”我的審美趣味絕不能混同于“一般大眾”。的確,如果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專業批評領域的一條“潛規則”的話,不按照它行事的批評家似乎就變成了一種“非常態”,不但顯得游離于“圈子”,甚至還會有被“圈子”驅逐的危險。這一點對于每個批評者個體來說,當然會形成一種無言的壓力。這種壓力的具體表現之一便是,一個原本在私下的個人閱讀中還算喜歡池莉或余秋雨的人,在批評圈的公共場合,不但不能像別人說喜歡魯迅、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那樣理直氣壯,有時候甚至還要懷疑自己的審美趣味。有學者發現與大眾文化〔massculture)相聯系的東西,即使在文化研究較為繁盛的西方,也往往暗含了某種“不體面”的情感指向。而在中國的當代文學批評中,或許與經濟轉型時期學界對文學市場化、商業化的普遍警惕相關,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則更為強大,淪為大眾流行之物就是文學的“墮落”之說在批評界可謂俯拾即是。讓我們再回到當代批評現場,看一下學術界是通過哪些策略完成這種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

  理論上,文學走向“大眾”的兩個基點—寫作價值上貼近大眾現實傳達大眾心聲,與寫作效果上吸引盡可能多的大眾讀者來閱讀、購買和欣賞—在當今的文學批評話語中是存在內在的結構性沖突的。在西方,從阿諾德、F。R。利維斯、法蘭克福學派,到雷蒙德·威廉斯、約翰·費斯克等人的文化研究,“大眾”一詞至少包含了兩種完全相左的意識形態傾向:被工業化了的平庸和異化的“大分"(mass/masses)與作為意義再生產者的積極層面上的“大眾”(populace)。前者將“大眾”放到了文化的對立面,“大眾’幾只能作為“文化工業”的受動接受者而存在;后者則對“大眾”的文化趣味及其革命性力量表達了充分的信心。“大眾”這一語詞本身的吊詭性也為中國學術界所心領神會。當代批評一個普遍的做法就是,從價值上理解的文學走向“大眾”與從效果上理解的充分“‘大眾’化”了的文學,分別對應了“大眾”的不同意識形態內涵。即在“關注‘大眾”’這里,“大眾”是一個與老百姓、普通人相聯系的社會民主概念;但在“被‘大眾’廣泛接受”這里,“大眾”往往又會蛻變成了一個審美趣味不高、缺乏獨立判斷的盲目跟從者。與“大眾”相比,中國批評界似乎更喜歡使用“民間”這一更具民粹主義色彩的語匯,如新時期以來文壇就曾發生過幾次關于“民間”問題的討論。在批評家眼里,“民間”是作為鄉野民眾自然而然、自足自享的經驗棲息地而存在的,它不但對同樣既不屬于主流又不屬于精英范疇的“大眾”造成了某種置換,而且干脆將后者推到了與文化市場文化工業相聯系的精神滯后者行列。或許與法蘭克福學派對中國學術界的至深影響相關,批評界往往只在理論上頻頻呼喚要打破“雅俗”之分、重新界定文學經典、正確估價讀者在文學生產機制中的作用(將文學“大眾化”等同于一個現代性概念),而面對在市場上充分“大眾化”了的暢銷作品則往往不屑于茍同,認為此“大眾”非彼“大眾”,甚至將市場上越“大眾化”的作品越視為“偽大眾化”之作(將“大眾化”又等同于一個反現代性概念)。這一內在的話語裂縫也便為“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存在提供了溫床。

  具體到文本闡釋上,專業批評已練就了一套咄咄逼人的理論去表達對暢銷的“類‘大眾文化”,文本的不屑與不悅。不屑就是保持沉默,可以說對于那些被指認為“媚俗”的作家作品,專業批評嚴重缺席而讓位于小報記者的“媒體批評”是十分明顯的,批評家的退場當然不是一種無意的疏忽,而是一種“有意的遺忘”,即表達這類作品“不值得”批評;不悅則是否定性批評,從對池莉的當代評價來看,我發現批評界主要采取了如下兩種策略表達了對池莉的反感:一是池莉的高銷售量、收視率成了她的一種“原罪”。如劉川鄂等人的“池莉作品混在攤子里的暢銷讀物里,是榮幸還是悲哀”的咄咄逼人反問,其實已經昭示了明確的回答,它是池莉的悲哀。從接受角度而言的“暢銷”當然不能說明其文本文學性有多“優秀”,但它同樣無法作為其文本文學性“低劣”的論說依據,同樣,“攤子里”的東西何以先驗地成了鄙俗之物?可以說這類池莉批判的立論基礎恰恰就是那種隱匿在批評家內心深處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二是從對文學的本質化理解出發表達對池莉的不敢茍同。如李建軍的《一鍋熱氣騰騰的爛粥—評(看麥娘>》一文第三部分以福克納、海明威、馬爾克斯等西方文學大師的“大”文學觀相號召,言之鑿鑿地批判了池莉文學路子之“小”。這種結論本身似乎是無懈可擊的,不過批評家所操持的那一套彼時彼地的西方經典大師標準無形中卻使批評滑向了文學本質主義。不管批評對象在文本構成方式與運作方式上已發生了怎樣的改變,一律以諸如深刻、超越、價值、形而上的冥想、烏托邦期待等“純文學”的深度表達為坐標,達不到這個要求的便斥之為“俗”或“媚俗”。在這種批評話語中,講求小說首先是“好看”的池莉當然不會有任何可取之處。對于這類不無精英主義意味的批評有人說它對市場經濟年代的中國作家來說有“要求過高”之嫌,但我更愿意將其解釋為一種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變體:在“高雅”、“純良”、“經典/正宗”的文學精神燭照下,大眾文化或“類‘大眾文化”’文本當然會“自然”地呈現出其商業化、圖式化的低俗一面。這種以經典文學標準橫掃一切文學現象的結果是,批評家自然表現出了反對與市場靖和的凜然正氣,但批評卻日漸單一,并與具體文本似乎越來越遠。這當然會影響批評的有效性與說服力。

  有人這樣描述過池莉拋給批評家的難題:“對讀者的反應妄加懷疑,難免有感性遲鈍、觀念滯后之虞;而拋開所謂的好評如潮,對其作品進行純粹的文本解讀或形而上沉思,若不是過分自欺的話,最終也會明白是選錯了材料。”這似乎的確說中了“池莉現象”的要害。問題的關鍵是批評家為什么只能進行“純粹”的文本解讀或“形而上沉思”?池莉跟誰比是“選錯了材料”?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進行文本解讀或形而上沉思已成了批評界的“慣性話語”,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亦不言而喻,池莉同魯迅、馬爾克斯,甚至當代的王安憶、余華相比是“選錯了材料”。可是,為什么只能跟他們比?2003年與池莉一起簽約世紀英雄電影公司的是海巖(該公司不準備與第三個作家簽署買斷其第一影視改編權的合約),而池莉也曾與另一個活躍于電視劇領域的女作家王海鴿并稱為“觸電兩朵花”,如果將池莉與這兩個似乎更具“可比性”的作家進行一番對比的話,池莉的。“文學性”顯而易見會更強一些。不過在我的搜索范圍內,這樣的批評文章是十分鮮見的。當然不僅僅是比較性文章少見,相對于池莉尚不時出現于批評話語中,海巖或王海鴿則似乎干脆被主流批評界視而不見。原因也很簡單,后者是徹頭徹尾的大眾文化,而池莉畢竟從“新寫實”起家,而堅決不親自進行影視改編的她目前所創制的也只能稱之為“類‘大眾文化”’文本。批評界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在此處亦昭然若揭:文學是F。R。利維斯在《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中所說“所思所言最好的東西”,背離了文學這一要義而與“大眾文明”暗渡陳滄就是文學的沒落。西方學者在1930年的言說似乎依然存留在我們的文學批評中。

  三、大眾主義: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反衍生性力量

  上面我們曾提到批評對大眾流行文本往往采取一種相對冷漠的沉默姿態,這可能不僅僅是“不屑”,還包含著一種“無話可說”的無奈:從大眾熱衷的文本中找不到他們最需要的“話語生長點”。或者說,除了將它們批判性地指認為“媚俗”,批評對大眾審美的本色精神無法做出正面的關照。的確,在批評只能以已有的經驗對文本進行“形而上沉思”的慣J險方式下,是不能解決“池莉現象”給批評家出的那道難題的,也不能根本上破解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神話。我覺得問題的關鍵是應該轉換研究視角,從以文學史上的既成文學標準或批評者個人的審美經驗、閱讀趣味為評判尺度的批評方式中走出來。研究某文本為什么會對大眾有持續的吸引力最有發言權的當然是大眾,但是在我們的文學批評中,往往只是以銷售量、收視率此類干巴巴的數字來代表“大眾”意志,而“大眾”讀后的復雜心理卻不在我們的研究視線之內。我們喜歡引用名家或至少是公開發表出版的言論作為立論/駁論的依據,而普通大眾的聲音我們非但是不重視,簡直可以說根本聽不到。在這一方面西方學者的做法或許有一定的啟發性。澳大利亞學者洪美恩為了切實考察某大眾文本在大眾中的反映,專門登廣告征集讀者來信,完全以普通大眾碎片化的、第一印象式的、看似膚淺片面的閱讀體驗為研究對象,對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統轄一切力量提出了質疑:此意識形態一目了然的話語性質,使它的影響主要限制在人們的觀念和理智意識之中,限制在人們談及文化(如教育或批評)所使用的話語之中,卻不一定能規范人們的社會實踐,甚至還會對大眾的文化消費產生一種反作用。以至于大眾有時不是由于無知,而僅僅是出于自尊,也拒絕聽任它來主宰自己的文化選擇。一個“圈子”外的人對那一套有關“文化專家”與“受商業文化的廉價噱頭引誘的一般大眾”的文化區隔,是不會像一個批評界人士那么敏感的,而即使感受到了恐怕也不會有那么強的罪愈感。他們所奉行的只是一種被洪美恩稱之為“大眾主義”(populism)的東西:它的話語場所在實踐層面,“首先是一種反意識形態,它為主體提供的立場使所有企圖對人們的審美趣味做出評判的努力成為先驗的因而必須拋棄的東西”;它主要由人們日常生活中幾乎是“自發地”和“無意識”持有的常識性觀念所組成的,如一些簡短的口號(“人各有所好”、“愛啥是啥”);在美學本質上奉行多元主義,認為一個文化對象的意義可以因人而異、因地而異;藝術趣味上察承的只是大眾通俗審美,不對文化制品的品質做出任何“絕對公正的判斷”,只是“深深地植根于常識,普通百姓借此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式”;在話語表達上具有“反理論”特征,好看、痛快、過癮等成為對大眾審美的少量辯護之詞。

  在這種理論之下讓我們再來看池莉的“暢銷”,恐怕就會得出與上述“媚俗”之說大相徑庭的結論。1。專業批評言之鑿鑿的池莉批判在大眾面前遭遇滑鐵盧,是因為在學術“圈”內隱秘存在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對于奉行只忠于自己的偏好和趣味的大眾來說,要么根本不予理會,要么就會產生一種“反衍生性”力量。沒有批評目的也沒有批評話語權的大眾,只根據自己本色的閱讀感受通過“買/看或不買/看”表達自己的文化選擇。我在網上曾搜到不少人或者根本不理會批評家的藏否褒貶,或者對批評家的批判表示疑惑,喜愛池莉只是因為“能從她的書中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2。大眾奉行的是一種通俗審美原則,通俗審美的基礎在于“肯定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延續性、根深蒂固的參與欲望、以及情感的投人”。而池莉本就是以將文學對準大地上的蕓蕓眾生而在80年代末的文壇聲名鵲起的。她是一個與“個性”作家的新銳極端正相反的傳統型、家常型而非藝術型的作家,僅從某部作品只有能夠提供符合讀者現實人生的故事時才會激起他(她)的購買欲這個閱讀心理出發,她的小說文本所能召喚的讀者在“數量”上就會占優勢。更何況她的“文學是一種俗物”、“小說必須好看”、注意語言的時代感并力戒“文藝腔”等文學觀念,也基本屬于大眾審美范疇,所以在修辭上也能經得起同樣十分挑剔的“大眾口味”的檢驗。3。大眾主義的反理論性特征使其在咄咄逼人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面前居從屬地位,它雖然能引領大眾去無意識地“做”,但卻不能引經據典地“說”,即在具體的文學批評(談論文學)中它是居下鋒的,因為它的語詞太少,“理性的”規定也不是太清晰,很難為它所要辯護的內容做太多詳實豐富的有力論證并使之合法化。比如這是一段為池莉辯護的文字:“有太多的人認可池莉的一針見血,他們說‘池莉寫的就是我’,這樣的閱讀讓人產生復雜的感受,輕松愉快伴著心痛或心酸或悵然若失或沉思良久,讓人把過去的生活重新想一遍,讓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忘不掉它。”相對于對池莉人文精神缺失、親市民貶低知識分子、快餐化等的擲地有聲的批判,這類的正面言說有太強的感性色彩,基本沒說出喜歡池莉的“理性”理由。但它所道出的讀者對池莉小說的情不自禁沉迷并將自我處境幻化進去的情景,卻比任何單純的池莉文本分析更能說中大眾“為什么喜歡池莉(而不是別的作家)”的核心,因為“大眾的辨識力所關注的不是文本的特質而是文本的功能性,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潛力”,是閱讀文本時所產生的“情感吸引力”。

  I。Q。亨特和海蒂·凱依曾撰文指出:“當前最活躍的研究是認真對待受眾及其快感。不要責備他們的趣味不高,不要擔憂大眾文化的影響,應該探究真正的,難以控制的,處于社會和文本之中的讀者和觀眾用文本做什么”。西方學者的言說是對應于西方的學術現狀而言的,而在我們的主流批評界,由于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有意無意影響,由于對文本進行形而上沉思已成了批評家心中揮之不去的慣性批評方法,從大眾視角出發的大眾主義文本解讀還是非常邊緣的。學界對大眾審美的這種漠視當然首先源于方法論的難題(要想知道“處于社會和文本之中的讀者和觀眾用文本做什么”需要借助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和族群學的方式,或借用行為科學的某些工具,或運用精神分析學的預制欲望模式,這對我們來說可能有點陌生),不過我覺得它與專業批評的當代處境可能關系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文學的市場化、大眾化轉型十分明顯,市場對“大眾原則”的倚重甚至會使普通讀者的文化選擇逾越“買或不買”的表達界限而對“文學場”的內部等級秩序產生直接的影響(比如當前有些文學評獎都不約而同加大了讀者代表的比例,相形之下“批評專家”的力量卻在不斷削弱①)。可以說,伴隨文學在社會上的邊緣化而來的也是批評對文學內在影響力不斷下降的邊緣化,這不能不引起批評界的一種深層焦慮,一種愈發與大眾主義相抗衡的情緒,而在保護文學“純良”品質下對那些向大眾審美暗送秋波的當代暢銷作家大肆討伐,也便成了張揚批評權力、壓制“大眾原則”的一種有效途徑。比如相對于金庸、張恨水等“地道”的通俗寫作在打破“雅”、“俗”之分的呼聲下已逐漸被主流批評界所接納,學術界對于當下的、在嚴肅寫作與大眾口味間謀求平衡的池莉、余秋雨等人則苛責得多。所以,文學批評中的大眾文化意識形態問題不僅僅源于精英主義傳統在批評家心里積淀已久,還昭示了批評在消費時代的一種內在隱憂。而對大眾主義理論的引人目的也不是以“大眾原則”來對抗審美批評(大眾主義的膨脹會對文學發展產生不少惡果),而是拂去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陰影,為陷人內在失語之痛的批評尋找闡釋當代文化現象的另一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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